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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過去的2009年秋季拍賣中，無論海內外，中國書畫都是一片火紅，其中尤以中國古代書畫令人矚目。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些清宮舊藏作品的面世，就在于作品上面那些沉著而又耀眼的乾隆鑒藏寶璽。

　　真的是一璽值千金嗎?真的是一璽定乾坤嗎?

　　著錄手段的優與劣

　　在善本圖書與書畫名跡上鈐印，以為鑒定、欣賞、收藏之標識，這在中國，可以說是歷史悠久。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刻子母連珠文印，四處加蓋。宋徽宗的“雙龍小印”、明代幾個皇帝都用的“廣運之寶”也是廣為運用。當然，清朝乾隆皇帝在這方面則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鑒藏印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沒有個準數。除了當皇帝時常用的五璽、八璽，當太上皇用的印璽外，他還有用于紀錄收藏地點的宮殿璽、用于表達欣賞狀態的格言詩文璽，還有放置宮內各殿、避暑山莊、圓明園等處，以方便即興創作、御題詩文時使用的印璽等等。據說，乾隆鈐蓋的鑒藏印，少則一方，多則十余方。

　　乾隆皇帝這些鑒藏璽用于何物、用于何處，都是有規定的。據故宮的專家介紹，《石渠寶笈》收錄的書畫一般鈐“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宮殿璽。如果被鑒定為“上等”的，則加鈐“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諸璽。《石渠寶笈重編》收錄的又加鈐“石渠定鑒”與“寶笈重編”璽。當了太上皇以后，乾隆又命人在一些作品上加蓋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和“八徵耄念之寶”諸璽。又據故宮圖典經常引用的、清末民初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石渠寶笈所鈐之璽》記載，乾隆鑒藏璽的使用格式是：作品“上方之左曰‘乾隆鑒賞’，正圓白文。左曰‘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鑒璽’，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如此看來，乾隆鑒藏諸璽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制的，當年如果有人亂用，是有殺頭之虞的。

　　可是，就是乾隆鑒藏印璽這樣的重要標識，在許多宮藏作品上，不僅鈐用混亂，而且體現了收藏者在妄自尊大的心理狀態下表現出的無知放肆與品位低下。

　　在東晉王珣所書《伯遠帖》上，應當左右分用的“乾隆御覽之寶”與“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一順而排在一起，完全沒有了規矩。

　　在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見上圖)上，“乾隆御覽之寶”騎蓋在前三行字的上面，中間的空白處，又填上“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十分霸道。

　　在唐韓滉所作《五牛圖卷》上，乾隆前后鈐蓋了至少八方印，把一張不大的作品填得滿登登的，讓韓滉筆下濃郁的農村生活氣息消散了許多。

《浮玉山居圖卷》(局部)

　　可憐莫過元代錢選所作《浮玉山居圖卷》(局部，見圖)，乾隆不僅在上面題了一首詩，還把他的鑒藏印璽加鈐其上，把作品上部的所有空白處，塞得幾無插針之處。

　　連乾隆皇帝喜愛的元代畫家趙孟頫也難逃其辱。他的水墨長卷《水村圖》不僅被乾隆題了兩次“御題”，而且加蓋了幾乎所有鑒藏璽，多達十余方。

　　明代陸治所作山水《仿王蒙還丹圖》上，“乾隆御覽之寶”一方朱紅方印，大大咧咧，蓋在畫蕊頂部正中，無異于當頭棒喝。清代宮廷畫家的許多作品都享受了這“五雷轟頂”。

　　長壽的乾隆幾乎把宮藏的作品看了個遍，也鈐了個遍。清雅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滿紙烏煙瘴氣;清和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四處壅塞淤堵;清朗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垂頭喪氣;清逸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濁氣沖天;清新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難以負重;清遠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暮氣沉沉……中國古典書畫藝術，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鑒藏印璽的干擾，便難以欣賞，難以讓人獲得審美的愉悅。

　　從這個角度來說，乾隆朝大規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讓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護性劫難。

　　如今，在收藏群體浩浩蕩蕩的時刻，真讓人擔憂：在某個窗明幾凈之處，又有一方格調不高的收藏印信，被鄭重其事地、難以逆轉地強加在某一件前人的書畫作品上，又一件藝術珍品被其心愛之人再一次作踐，且難以避免。

　　所以，有必要吁請天底下的收藏家，切莫以乾隆為榜樣，意氣用事，把一己之喜愛附加在天下人的喜愛之物上。

　　鑒定手段的實與虛

　　流傳有序，是當代收藏界的核心詞匯之一，這是因為中國文物與藝術品被多年戰爭與貧弱打斷了正常的流傳秩序，這是因為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中有著太多的沒頭沒腦的物件，這是因為境外的古董商人和境內的投機分子知道這個詞匯沉甸甸的含金量與高速度的變現力。

　　乾隆鑒藏印璽正是這流傳有序的最為有力的佐證。

　　殊不知，那些鈐蓋著乾隆鑒藏印璽的“古代書畫作品”有著許多的故事，讓人不可掉以輕心。

　　清代宮廷的收藏一些來自明朝內府所藏，一些來自入關后的搜羅，一些來自主政后的創造與制造，其中有好有歹，有真有假。康熙當政時，高士其為其張羅收藏之事。高士其不僅以次充好，而且以假充真，所以，在乾隆上臺啟動整理內府收藏時，匆忙間，也分辨不了多少是非，乾隆鑒藏璽下也有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時候。

　　中華民國成立后，給了滿清皇帝一定的物質生活保證，但也滿足不了其驕奢淫侈的需求，所以，上自皇帝、下有太監，都把宮里的東西夾帶著運出紅墻變賣。故宮后門就有了文物市場。久而久之，宮里出來的東西滿足不了宮外的需求，便有了仿造宮廷物品的作坊，也即人們常說的“后門造”。“后門造”不僅仿造宮造物品，也仿造宮藏物品。同時，北京琉璃廠一帶則仿造小幅的紙本作品。多少年過去了，這些鈐蓋著乾隆鑒藏贗璽的作品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特別是那些出入豪門的作品也就身價漸漲，幾至為真了。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八國聯軍攻入紫禁城，除了清王朝的國璽外，那些以金、玉材料制作的、包括乾隆一些鑒藏璽被入侵者帶走了。其中的一部分又輾轉到了古董商人的手里，被運用在仿制中國古代書畫的工作中。對于這些作品，今人難以分辨真假。

　　皇家用璽，材料不外金、玉、貴重木料，而工則是毫無藝術性可言的匠人之作。當年，因為皇威森嚴，無人敢仿。至如今，誰都敢為，更何況有照相制版、激光刻制、電腦控制等高科技手段，優質玉料隨處可買，高仿的乾隆鑒藏璽也就不難見其蹤跡了。

　　如此以往，那些造假的人有了高超的臨摹技巧，有了優質的仿古材料，有了同樣材質的乾隆鑒藏璽與印泥，有了嚴格的操作程序與高超的市場運作，甚至有了自己控制的“學術力量”，中國收藏界的未來之路一定不會是陽關大道。

　　上世紀80年代前后，港澳臺的收藏界曾經因為保真等因素而追逐皇家收藏，追捧乾隆鑒藏印信。這些年，大陸收藏界也是因為保真等因素而正在重蹈他們的覆轍，

　　因此，我們有必要以國家的力量，以學術的力量，以正義與誠信的力量，加強研究，提高審美，不迷信古人，不迷信傳說，包括不迷信乾隆和他的那些鑒藏御璽，給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營造一方純凈的天空。